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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召开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会议之党的光辉历程

时间:2021-03-29     作者:张渝梓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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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要求,2021年3月27日,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召开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会议,组织全所律师开展“学党史、知党情、坚信念、促发展”学习活动。按照学习要求及计划,党支部书记张渝梓为君致律师讲解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

此次党史学习是从(1921年-2021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时期整个发展历程。

    党史学习系列活动第一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容,使律师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我们的党不愧是一个光荣、正确和伟大的党。该所律师深刻认识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律师,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执业,为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此次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让律师事务所律师更好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更好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更好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切实做好律所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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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张渝梓

以下为讲座内容: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

    二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并且通过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此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也好,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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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最终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但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陈独秀是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中“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自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16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到北京,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成为主要撰稿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了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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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在社会上掀起思想解放潮流,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新文化运动,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救国方案,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加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怀疑和批判,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恰在此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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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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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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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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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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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初,因陈独秀在武汉讲学导致北京政府震怒要警察厅要抓人,陈独秀不得不在李大钊的护送下连夜出京,二人在路上就谈着在中国建党的事宜,并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自此南陈北李格局形成。

1920年初以前,共产国际与中国国内的革命者尚未建立直接的联系,随着中俄边境交通障碍被打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直接联系的条件基本成熟。1920年初,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位“使者”,维经斯基,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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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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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开端,她的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新的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不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了。

其次,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革命纲领。有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再次,有了发动群众的好方法。有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一切革命人民的战略和策略。

最后,有了新的道路和前途。 通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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